結構性貨幣政策的實施，有助于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為財政收入增長注入穩定性。這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重點戰略部署、兜牢“三保”底數、實現“發展為了人民”提供有效抓手，也為建成現代化強國、推動共同富裕夯實基礎。

一、聚焦國家戰略、重點，因時、因勢、因情施策

結構性貨幣政策是主要國家使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形成的。我國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指出，資金分布與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要求不相適應，應當提高資金支持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亟待引導金融資源流向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在此背景下，央行創設了多種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改善信貸資金的產業布局和結構。2019年以來，我國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工具，兼顧服務普惠金融的長期目標和不同時期經濟發展的重點任務，如支農支小政策、直達貨幣政策工具、綠色發展、科技創新、普惠養老金等，已基本形成一套適應國情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體系，既有效應對疫情沖擊和緩解經濟下行壓力，也推動了國民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從期限屬性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可分為長期性工具和階段性工具。截至2022年12月，涉農領域、小微和民營企業再貸款和再貼現等三類工具被納入長期性工具，長期性工具額度達3.1萬億元；碳減排支持政策、科技創新再貸款、普惠養老專項再貸款等11個工具被納入階段性工具，階段性工具額度達2.09萬億元。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總量要夠，結構要準”的要求，預計今年國內貨幣政策會相對寬松，結構性的貨幣政策應因時因勢圍繞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的新形勢進行調整和創新。一是穩增長關鍵在于穩預期。如果微觀主體對未來前景的看法偏于悲觀，會導致經濟行為受限，進而各種政策的有效性就會下降。而結構性的貨幣政策需要進一步發揮精準性的特長，加大對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科技創新企業等重點群體的支持，增加對制造業紓困發展的支持力度，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企業科技創新，增強發展內生動力，夯實微觀基礎。二是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還必須進一步提升對疫情防控新階段的適應性，重點增加政策工具的可用性和實效性，加快新政策落地生根，進一步強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滲透力和直達性。充分考慮政策銜接和疊加效應，做好政策效果影響評估，實現政策調控的精準性和穩定性。三是通過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通過存款、貸款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紅利釋放，引導并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此外，結構性貨幣政策也是政府主動干預市場的行為，結構性貨幣政策在貨幣政策中占比的提高，表明行政配置信貸資金參與度就越高，商業銀行經營決策受央行的約束也會越深，如何有序退出恢復市場機制主導，也是央行未來需要全面考慮的問題。

二、做好結構性貨幣政策“加減法”，且保持合理適度

面對當前的疫情防控和經濟金融新形勢，結構性貨幣政策需要繼續做好“加減法”，加強精準滴灌，實現對特定領域的覆蓋，調整力度合理保障相應的領域獲得充足的資金支持。長期性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服務于普惠金融長效機制建設，在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等特定領域有所傾斜，而階段性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則更強調短期目標的實現，這類工具需要根據特定情況進行調整。一方面，結構性貨幣政策要繼續在多個領域加碼發力，引導資金更多流向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我國已連續三年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及加大對科技創新、小微企業、綠色發展的支持，央行2023年金融市場工作會議提出，完善支持普惠小微、綠色發展、科技創新等政策工具機制，精準加強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金融支持，這些方面的政策工具延續要保證這些特定領域資金支持的連續性、穩定性、持續性，減少政策不確定性對相關領域的沖擊。針對經濟運行中經濟薄弱環節和最需要發展的領域，如房地產市場平穩運行、三農、普惠養老等方面，還需要創新一些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事實上，央行也在不斷納入新的政策性工具，2022年6月-12月，階段性工具便增加了收費公路貸款支持工具、民企債券融資支持、保交樓貸款支持計劃等8類工具。另一方面，盡管當前結構性貨幣工具還屬于創新和加碼的階段，但從長期來看，階段性政策要緊緊圍繞經濟形勢分析政策效果，積極支持合理融資需求的同時減少資金淤積和資金空轉。當特定領域不再成為政策重點或當政策設定的情形變化時，大部分都會面臨退出。例如2020年針對疫情防控推出專項再貸款、加快復工復產再貸款，以及支持小微企業的再貸款都已經取消，類似階段性的結構性貨幣政策也會隨著疫情形勢的發展在未來減少支持力度或自然到期后不再延續。政策工具的“有進有出”，也有助于顯著減少因資金使用對象、利率期限和利率結構差異帶來的管理難度，同時也會進一步提高政策的精準性和單個工具的政策效果。

結構性貨幣政策在引導資金流向不同行業、調整行業間信貸資產比例方面，相對總量政策更有優勢，但其政策調控仍是將資金與金融機構在特定領域和特定行業的信貸投放掛鉤，大部分資金來源于金融機構貸款，因此資金量太大也會增加金融杠桿從而誘發金融風險，影響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影響經濟“量”與“質”的協同發展。隨著金融市場廣度和深度的不斷延展，經濟與金融已經高度融合。使用結構性政策應處理好穩增長與保持金融杠桿處于合理區間兩個方面的平衡。一是各工具在穩杠桿與穩增長目標上或存在沖突，價格型工具依托利率信號渠道調節市場利率預期，數量型工具更加注重貨幣供應量投放的結構性和指向性，發揮精準滴灌實體經濟的獨特優勢，支持經濟薄弱環節和亟需發展的領域。金融部門仍需探索數量型和價格型結構性貨幣政策的效果、調控幅度、調控目標的穩定性，提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二是加強信貸總量控制和信貸結構的持續優化。一方面，對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投資資金設置上限，避免“大水漫灌”，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降低政策實施的扭曲效應和道德風險。另一方面，信貸總量控制也是以信貸結構的持續優化為前提，需要為相應工具的出臺設定門檻，做好“加法”將信貸資金投入用在“刀刃上”，達到支持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穩經濟大盤的雙重目標。三是貨幣政策應更強調靈活前瞻相機抉擇，不僅要防范目前經濟中已有的風險，還要防范疫情形勢的反復、房地產市場偏弱、國際地緣局勢突變等外部事件沖擊。

三、促進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融合，注重總量、結構協同

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是宏觀調控的兩個重要手段，都具有明顯的結構性和總量性，以往貨幣政策更加注重總量性，而財政政策更偏于結構性。結構性貨幣政策通過靈活適度、精準導向，對總量貨幣政策形成有益功能補充；而財政政策在優化結構的同時，其總量刺激特征也日益明顯，政府債務規模與財政赤字水平不斷走高。這說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各自在不斷完善，兩者的傳統分工格局也伴隨著政策組合效應發生變化。精準有力貨幣政策與積極有為財政政策的相互配合，為有效調節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提供支持。例如，在穩定經濟方面，通過減稅降費、專項債券、再貸款、再貼現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工具搭配，助力經濟平穩恢復；在保市場主體方面，通過實施減稅降費、再貸款再貼現專用額度、普惠小微信用貸款支持，助力紓困中小企業市場主體；在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方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使用，保障地方政府債務的順利發行，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總之，宏觀政策調控需要從整體著眼并落實到局部，各項工具有所側重并形成合力，才能提高宏觀調控精準性、有效性，實現穩定經濟大盤的政策目標。